近年来，黄奇帆每一次公开亮相，发表对经济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见解，都能引发热议。作为中国地方中对经济颇有心得的技术官僚和“金融市长”，黄奇帆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细致深刻，主政重庆7年（2009—2016年），经济增速一直遥遥领先，不俗的业绩背后，其实是厘清了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系列纠缠不清又难以处理的经济增长与资源配置的关系，维护了良好的市场生态，在成功激发市场活力的基础上，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度和高质量发展。可以说，在中国的政府系统中，黄奇帆是为数不多的懂经济的高级官员。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几乎成为一种通态，表现在不管是在城市的高速发展阶段，还是成熟老化阶段，房地产业每年产生的GDP至少占这个城市的5%。同时，房地产业以其广泛的产业关联性，涉及大大小小几十个工业产品、工业材料，房地产业的兴旺与否直接与一系列的产业链高度相联，呈现出龙头产业的特征。另外，房地产又属于民生产业，关系到老百姓衣食住行，中产阶层很重要的财产特征也在一定时期与房产高度联系在一起，成为财富的象征。
但同时需要看到，前期处于追赶期的中国基于房地产业的迅猛扩张，房地产业的过度金融化和泡沫化高企所导致的“脱实向虚”与负外部性，日益引起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尤其是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明显失衡。
黄奇帆将这种失衡的原因，今天新闻，归结为十个方面：土地供应、土地价格、房地产占用的社会资源、绑架金融、税收、销售租赁比例、房价收入比、房地产业内部结构、市场秩序、调控方向。
首先是土地供应，我国的建设用地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变更土地类型，将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才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从理论上说，建设用地与耕地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批准一亩建设用地，将导致减少一亩耕地，这对一个人口逾13亿的大国，无疑是潜在威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一是吃饭，二才是建设，因此确保18亿亩耕地面积早在多年前就作为一条红线被确立下来，为实现耕地数量不减少，国家明确规定建设用地占用一亩耕地，必须首先补充一亩耕地，而且补充的耕地质量必须不低于所占用的耕地质量。但现实困境在于，补充耕地资源分布不均，使得耕地保护占补平衡成为国土资源管理的实践难题。
从近年来我国建设用地供应情况来看，呈现出“低—高、高—低”的正态分布，土地供应上的年度不均加剧了人口流入与城市发展规模上的人地矛盾。而供应的建设用地量并不能做到全部用于城市建设，其中还包括途经城郊和农村时的开发建设，这导致每年供应的建设用地总量能够用于城市建设上的大约相当于总量的2/3。在这2/3中，又被划分成四部分，工矿仓储用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其中工矿仓储用地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等用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最后留给住宅用地的指标十分有限，仅有10%左右，这个比例与老百姓的住房用地一般要占到该城市所有土地的25%相差甚远，导致极度不平衡，加上我国在实践中对大城市人为实施总量控制，更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流入与城市规模的人地矛盾。最终结果是，土地供应不足，人口高度集聚，土地价格水涨船高，房价畸高不下，政策调控与资源配置上的逻辑矛盾既让房地产日益呈现出失衡特征，也加剧了市场预期与公共服务提供间的矛盾。
在土地价格方面，十余年来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几乎上涨10倍。2000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10万亿，贷款余额不足10万亿，2018年中国的GDP是2000年的9倍，贷款余额是2000年的近14倍，M2规模也是2000年的近14倍。到底是货币涨→房价涨，还是土地涨→房价涨？从本质上说，一切物价上涨都内在地表现为通货膨胀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货币通货膨胀增加数倍，有的东西上涨，有的反而跌价，说明价格涨跌的背后，供求是更直接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一种商品本身是供过于求的，那么即便货币发行泛滥，该商品的价格跌去一半也完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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