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中华文明史！

      中国联合通讯社联盟中央社论国学文化研究联播:  2019年11月19日,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在北京西郊久负盛名的已有500多年历史的敕赐承恩寺畔胜利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论证中华文明史是上下万年而不是以前所误认为的中华文明是“上下五千年”或者“三千七百年”甚至“千年”之谬传。

2019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记者前去采访了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世界文明研究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翟桂鋆教授。

记者:翟老师,中华文明史以前都说是“上下五千年”,也有的学者论证“中华文明只有三千七百年”,在今年纪念甲骨文发现100 周年的有关官方媒体公开报道中,甚至说“千年中华文明”。你们这次研讨会竟然论证“万年中华文明史”,你们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的专家学者这是又一次颠覆了人们的三观啊!

翟桂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形成,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经日本传入中国。近似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传播到中国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传来了革命思想,但中国历史被谬传为仅仅只有五千年却是中国人的莫大悲哀。历史上,历代的王朝都认为华夏历史是数万年。例如,唐代的大知识分子李白认为中华历史是“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见《蜀道难》)。所以说,中国文明史定位上下五千年,特别是定位三千七百年,甚至定位在“千年中华文明”,这是中国学界在近代西方中心论影响下派生出来的一个“怪诞理论”。现在是匡正中国文明史,全面恢复万年中华文明的时候了。其实,若只说“万年中华文明”,已不足已表达亘古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应该用“万古中华文明”才能显得更为确切。但在策略上,我们可先夯实“上下五千年”(因为国际上有一股势力,连五千年中华文明都在否定!国内也有一帮西方应声虫在策应鼓噪),再确定确立“万年中华文明”,最后恢复“开国四万八千岁”,进而再论证中华文明八万年、十万年、三十万年!只有这样我们古圣先贤之荣耀才能复归,我们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才能含笑九天。

杜钢建教授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做精彩演讲。

目前在我国,尤其是在我国学术界,西方至上、欧美至上、盛行西方中心论,有一伙不孝子孙在刻意贬低中国历史。他们认为地下挖出什么,才认为有什么历史,对于历史典籍记载的,统统认为只是“传说”。岂不知西方把口头传说从法国斯卡利杰起都变成了“历史”,而在我国却恰恰相反,把历史典籍古书记载的历史都贬称为“传说”!

试问,就是在今天,有哪一个学者在撰写论文,甚至是写普通文章时,特别是在记载历史事件的文字上不是下笔慎之慎,反复推敲遣词用字?更何况是在古代,文字要刻写在石头上、甲骨和竹简上,古人只能是更加“惜墨如金”,古圣先贤们写下的每个字都承载着极其巨大的信息量与历史重托。所以,对于祖先留下的任何文字,我们都应该虔诚的尊奉为“经典”与“史实”接收之学习之研究之。把古圣先贤留下的宝贵典籍视之为传说是不孝子孙的大不敬与肆意妄为。

记者:翟老师,万年中华文明、五万年中华文明乃至三十万年中华文明,有考古证据证明么?

翟桂鋆:几十年来,我国大批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关乎到中国民族复兴的这个重要课题。如杜钢建、王大有、朱奎、卞伟光、黄饮冰、章越琴、何新、何清、诸玄识、文生、陶松林、应光荣、亚布、田斌、枕戈、董并生、闫朝科、李洪、董肃广、裴峰、牟森、向前静..........等专家学者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万古中华文明史。杜钢建教授197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时,就开始研究万古中华文明的源流。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由香港光明出版社2017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它的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英语英人起源于中国的论断,已在中国与全世界放了一个历史文化原子弹。他的“万古中华文明”研究结论,也将会在中国学界掀起新的一场大讨论。杜钢建教授现在每天都在写与万古中华文明有关的论文或科普文章,平均两三天就要在微信平台发表一篇文章。他积四十年之力与心血而研究撰写的《世界文明史》将在明年出版。

七十又五的王大有先生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甲骨文专家和中国上古历史研究资深专家。几十年来,他穷经皓首,对中国上古文明研究精深,著作等身。王大有先生深邃的思维、睿智的智慧和精辟的独到见解,往往使有关考古单位有新考古发现都不敢让其知晓,担心他一看到就又会有新的发现与见解,而使那些吃官饭的研究者相形见绌而无功绩。几十年来,王大有先生先后出版了《寻根万年中华》、《中华源流》、《上古中华文明》、《大中华根脉》、《昆仑文明播化》、《龙凤文化源流》、《龙凤传人》、《殷地安之谜》、《太极辨证法》、《三皇五帝时代》等几十部著作。

黄饮冰先生对中国上古文明有着长期的研究,他的专著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世界文明起源中心和传播中心》、《协和万邦——华夏本土起源论》、《黄帝一统——黄人、皇帝和皇帝王朝》、《三代以继——追踪夏朝》。

李洪教授对中国文明史研究都体现在他编篡出版的《中国国学史纲》和《经略百科》及《谈经论语》等著作中。

卞伟光教授是从伏羲文化深入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学者。他先后出版了40多万字的《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化复兴之路》、28万字的《超存在哲学概论/中国文化的母型特征及其发展前景》、《大易经:中国文明起源于伏羲文化》,100万字的《伏羲之光: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复兴》已经结稿,2020年将出版。

陶松林先生是8000年前红山文化研究专家,他对“碧玉龙”有着独到的研究,他从红山玉文化研究探索华夏文明史至少有8000年。他的研究成果收集在他倾注心血而撰写的专著《红山夜话》中。

章越琴教授研究了大量的古书典籍并实地探索考察30多年,依首星定位为切点,先经天,后经地,找到并定位了上古之三皇五帝上古帝都昆仑,就在“成徽盆地”的今日之陇南成县,并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认可。章教授把她倾注30多年心血与艰辛而研究探索的成果都写进了《揭秘三皇五帝都——三皇五帝都考辩》。她还和卞伟光教授、彭真怀教授上下奔走呼吁国家高层出面制止了开山炸石毁灭伏羲“坐井观星”之中字山这一无比珍贵的华夏文明的原始点的野蛮罪恶行径。

王大有先生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

综上所述,杜钢建、王大有、卞伟光、章越琴、董饮冰、朱奎、李洪、陶松林等专家学者研究与近几十年考古新发现,万年中华文明足可从以下二十五个考古新证据链中确立确认:

第一、陕西大荔30万年前人头盖之发现与30万年前湖南赤山岛文化遗址发现。

第二、湖南西洞庭盆地70万年人类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

第三、山西泥河湾200万年前人类文化遗迹群的考古发现。

第四、湖南古南巢地区12万年前现代人的考古发现。

第五、大湘西略偏西北处陇南成县伏羲坐井观天之“中之山”等遗迹之古籍考古与实地考古考察之确认确定。

第六、湖南永州零陵2万年巨古棚与榫卯结构的考古发现。

第七、古南巢地区2万年前陶器的考古发现。

第八、古黔国地区2万年前海上陶器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

第九、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1.8万年前高台式建筑的考古发现。

第十、古祝融国1.2万年前建筑群遗迹的考古发现。

第十一、广东13500年前骨针遗址的考古发现。

第十二、古南巢地区2万年王母教文化考古发现。

第十三、华夏几万年前椎髻习俗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第十四、2万年前古彝文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第十五、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18000年前人工栽培水稻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第十六、古澧国10000年前冶金场和澧王剑证明万年中华文明。

第十七、印度著名女学者米尔卡丹妮结合欧美学者研究,提出的“华夏中国环太平洋石器马蹄形文化带”文明理论,并研究测定山西峙峪遗址细石器,C14年代测定为30000年左右。米尔卡丹妮还依次研究测定山西下川、河南灵井、山西薛关、河北虎头梁等遗址,年代距今24000年至11000年之间。

第十八、河南新密李家沟文化遗址10500至8600年前考古发现。

第十九、河南贾湖村8000年前骨笛与8000年前文字符号的考古发现。

第二十、内蒙6000年前红山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

第二十一、辽宁出土的8000年前类似古埃及调色板、文字等考古发现。

第二十二、四川5000年左右三星堆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夯实在五千多年前。

第二十三、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夯实在五千多年前。

第二十四、5000多年前郑州轩辕丘——新密黄帝古城与黄帝轩辕宫遗迹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夯实在五千多年前。

第二十五、亚布先生对哈拉帕文字的破译与田斌先生对马里卜大坝石碑刻字的破译,已足以把中华文明史定位在五千多年前。

以上二十五个考古发现中前十八个考古发现并结合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可以证明万古中华文明;而后面的七个考古发现,则夯实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

这二十五个遗迹的考古发现,如果按照文明标准和文明要素来分析,可以归纳为:陶器文明、农耕文明、建筑文明、文字文明、青铜器文明、城市文明、宗教习俗文明等领域。

余新水将军(原北空副政委)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演讲。

中国财经研究院赵磊院长(副部级)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演讲。

在陶器文明领域,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于1988年。国际考古队于1993年、1995年、2004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石器、棒器、种子,特别是栽培水稻的谷壳标本和陶器。玉蟾岩遗址1995年和2001年分别被评为“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美联合考古队于2004年在玉蟾岩发现年代更久远的陶片。2009年6月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载文章认为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大约距今14000-21000年。能够达到距今20000年前的陶器,目前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玉蟾岩遗址陶片比西方学界普遍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西亚陶器还要早近10000年。相比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发现的20000年前陶器而言,国际文明学界关于古代人类文明的历史需要重新改写。在古黔国的国都黔阳地区,2005年考古发现的高庙文化遗存中,有距今约7800年左右白陶罐片,有装饰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等图案的陶器等。此外,在张家界地区还发现60000年前的陶器碎片。

章越琴教授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会上演讲。

河南新密李家沟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了10500年至8600年的陶器片,这是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的,被评为“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农耕文明领域,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稻种标本。永州玉蟾岩遗址被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永州玉蟾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足以从农耕文明方面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卞伟光教授在首届万年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上演讲

在建筑文明领域,古苍梧国20000年前的巨石棚位于今湖南永州零陵西路到广西全州界八铺中的黄田铺。永州零陵黄田铺镇中学内的石棚不是天然形成的,是人工搭建的,也是至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建筑之一。2009年在湖南南部发现多座榫卯结构的石柱石梁桥,其中有江永县夏层铺镇上甘棠村寿隆桥、允山镇回岗村汉缕桥、寺上桥,道县祥霖铺镇田广洞村五谷桥,新田县石羊镇清水湾村莲花桥、史家村莲花二桥等。这些榫卯结构石梁桥的发现,形成湖南地区古代桥梁建筑的亮点。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18000年前高台式建筑证明万古中华文明。湖南临澧县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末期约18000年前建筑遗迹的发掘和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人类最早的城市群出现在大湘西地区有其必然性。

城市文明的出现有一个持续的历史积累过程。在湖南临澧县的北面是湖南澧县城头山文化遗址和彭头山文化遗址。距今近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遗址高台建筑和距今近7000年的城头山文化遗址城市建筑群是人类城市文明的源头。人类城市文明出现的前提是建筑文明的发达。城头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是因为此前的建筑文明已经广泛出现在湖南各地。临澧县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末期约18000年前建筑遗迹是湖南地区诸多万年以上古建筑遗址之一。衡阳常宁市水口山江洲遗址距今12000年前的建筑群与临澧竹马村台式建筑基址具有一定的时代历史联系,并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后来澧县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地层中也都发现有房址遗迹。

河南新密轩辕丘——古城寨5000多年前城址于2000年发掘,古城址有90米护城河,城基宽42.6至125米,城墙高5至16.5米,东西宽370米,南北宽500米,城中心有383.4平方米的宫殿基址,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2002年被国家定名为“中华探源工程”之一。

在文字文明领域,大湘西地区上古时期伏羲朝就有了文字,平面文字有60000年历史。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古彝文是伏羲朝中期文字的体现。古彝文出现以来至少有30000年历史。从考古发现来看,山西峙峪遗址距今28000万年前骨雕文字“燧人弇兹开天”属于古彝文。在距今约30000年左右,人类社会历史处于伏羲朝文化向世界各地快速传播和扩展时期。在距今约30000年左右,记录天文活动的作为伏羲朝文字的古彝文已经出现。从伏羲朝开始,炎帝朝、黄帝朝、少昊朝、颛顼朝、帝喾朝、尧舜禹时期,古彝文一直是历朝历代的主体文字。禹王是出身在大湘西地区使用古彝文的西戎人。禹王在今张家界崇山地区开启夏朝,夏朝的主体文字就是古彝文。张家界慈利地区发现的夏启盘可以用古彝文解读。夏朝和先夏的文字摆在那里,10000年来古彝文的使用在中国各地区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学界所谓主流意识就是视而不见。古彝文一旦被视为少数民族的文字,很难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从考古发现看,除了近30000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的古彝文以外,在各地陆续发现10000年前的古彝文有多处。昆明呈贡金宝山遗址出土10000多年前陶符上的古彝文记录了当时的宗教祭祀活动。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0000至12000年的陶符,是用彝文写的“么夺织”,反映出是彝人聚会祭祀“竹神”的活动记录。10000年前的古彝文已经是伏羲朝末期的文字。

陇南成县中字山,48000年前伏羲坐井观星之地。华夏从此开辟文明纪元。

10000年前彝族人用古彝文记录各种活动。根据史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创世史诗《尼苏夺节》等彝族古籍记载,早在10000年前的“哎哺时代”就已经广泛使用文字进行多种记录活动。“哎君欲知年,记年树上查,哺王欲知月,记月石上察。”哎哺时代使用文字记录天文现象,制定天文历法。《西南彝志》记载:“恒本阿鲁,创始供奉祖先,发现了天地根源,并创造出了彝族文字。”《彝族源流》记载:“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写字认字已经是彝族人的文化传统。《西南彝志》卷七记载:“呗博耿奢哲,有条有理地讲述,密尼幺姑娘,手不停地写。”哎君哺王、恒本阿鲁、呗博耿奢哲、密尼幺姑娘等都对古彝文的传承和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古彝文大量出现在10000年前的玉器上。李广伟先生收藏的黑皮玉器中一万年前的古彝文玉器有多种。由韩国首尔大学基础科学共同机器院对黑皮玉器样品皮壳做C14年份测试结果为14300年。由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属于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与西安交通大学)对“黑皮文明”玉器样品皮壳做C14年份测试结果为17360年。

在农耕文明领域。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发掘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1988年发现玉蟾岩遗址。后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美合作发掘玉蟾岩遗址。为此组建了中外专家近30人的团队。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巴耶瑟夫等4位外籍专家参加了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目标定位是寻找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考古团队在玉蟾岩遗址于1993年和1995年连续发掘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和最早的陶制品,考古成果震动世界。

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稻种标本。永州玉蟾岩遗址被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永州玉蟾岩遗址出土的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古栽培稻稻种足以从农耕文明方面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湖南还有10000年青铜文明,在张家界大湘西记忆博物馆,收藏有距今10000年的青铜器和9730年前的澧王剑。湖南还有悠久的龙凤文化,龙和凤是真实存在的,黄帝曾在茶陵养龙,茶陵云阳山是“养龙”的唯一可考地。

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距今13500年前的骨针在世界工匠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考古学家在一个西伯利亚洞穴里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针,声称其历史可追溯至5万年前。该枚针长度7.6厘米,是由远古鸟类骨骼制成,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制造的。此前最古老的骨针是在斯洛文尼亚卡拉万克斯山脉东部波托克山洞中发现的,其历史可追溯至4.7万年前。考古发现的骨针印证了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的历史存在。有巢氏于大约距今30万年左右从大湘西地区开始陆续移居北方。六万年前太昊伏羲发明的九针随着太昊伏羲氏部落的迁徙逐渐也从大湘西地区传播到北方。骨针的发现说明华夏文明在伏羲朝时期至少有五万年以上历史。

湖南西洞庭盆地70万年前诸多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地区在70万年中的人类活动一直在延续,没有中断过。湖南赤山岛距今30万年诸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自从有巢氏发明巢居以来,人类文明在大湘西地区一直在延续。湖南古南巢地区12万年前现代人的考古发现表明12万年前的现代人类已经在进行一系列的创造和发明活动,其中包括火的使用、天文历法的制定以及绳索文字的发明等。大湘西地区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栽培稻、青铜器和城市乃至宗教祭祀场所、信仰符号等。所有这些考古发现都在证明中华文明是万古文明。

记者:是的,以上这25个考古发现,完完全全可以证明万古中华文明。

翟桂鋆:其实,我们的祖先在留给我们的古籍上早已明明白白告诉后世子孙: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仅仅从伏羲观星定帝都就已是四万八千年!可那些近代自以为是的不孝子孙就是死不承认啊!现在地下都挖出了这么多古遗迹,看他们还有什么说的。

夯实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确认确立万年中华文明史,恢复四万八千年中华文明史,进而再论证伏羲时代30万年之华夏文明史,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历史重任与责任。

特别是以上第五条即大湘西略偏西北之处陇南成县华夏之古帝都之确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历代帝王都去中字山朝拜,如历史记载的周穆王曾来此拜谒先祖,秦始皇一上任,也赴中字山拜祖。

当下,中华复兴在即,昔日秦汉之雄风重振在望,唐宋之盛世中兴可期。故之,我们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呼吁当今之我国领导之高层,尽快拨款修葺恢复成县中字山伏羲“坐井观星”之圣地,使中华文明的原始点得以重现。在中字山圣地修葺竣工之时,我国领导高层亦应像正统的华夏历代王朝一样,择一吉日前往中字山朝拜先祖。